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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这就要说道市舶司了，我大唐的丝绸颇受番商欢迎，可是因为没有统一的价格，各地为了一点利益争相压价，在海外价值万金的丝绸，往往在江南以极低价格贱卖，这是是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。”

    元载点头，江南是丝绸产地，在没有禁止海贸的时候，各个港口为了争夺番商停靠，往往打起价格战，卖的价格很低。

    “我的办法是，对所有港口出售的丝绸按照品质分级，每一个级别的丝绸都设立最低价格，如果卖给番商的丝绸价格低于最低价格，那就要处罚卖家。”

    元载点头，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。

    王亚东说道：“其实百姓的丝绸卖的便宜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那就是百姓并不知道丝绸在海外的价值，所以才会被番商蒙蔽低价收购。”

    “若是百姓知道海外丝绸的价值，又怎么会用低价出售丝绸呢？”

    元载这时候已经忍不住拍手叫好了，其实王亚东还有一层意思，如果由大唐官方或者民间组织船队出海，那就算是收购的丝绸价格低，但是运送到海外后依然是大唐赚了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丝绸贸易的大头都被外国番商赚了去。

    “除了鼓励出口，鼓励大唐百姓参与到海贸之中外，对于进口也要限制。”

    元载问道：“这要如何限制？”

    “进口的香料、宝石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我大唐百姓必须之物，对这些东西，自然要对买卖双方征收重税。”

    “征收重税，其一是那番商的利润就低了，这也是将大唐财富留在国内的手段。其二就是让这些进口奢侈品的价格更高，那么购买这些商品的人自然也减少了。”

    元载这下子忍不住对高适说道：“恭贺使君，有此等大才为使君操持市舶司，江南钱法必定大治！”

    听到元载这么说，高适也连忙走下堂来，他扶着王亚东说道：

    “王郎大才，可愿意为我操持江南市舶司？”

    “敢不从尔！”听到王亚东一口答应下来，高适心情大悦，又命令下人设宴，要款待元载和王亚东。

    宴席之上，元载又和王亚东讨论了了国家财政调控的问题，随着王亚东将自己自学的凯恩斯主义那一套和盘托出，元载是又惊又喜。

    惊讶的是在王亚东的这套理论中，国家财政在政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。

    王亚东提出“经济是第一要务，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分配问题”的爆论，而这些论点经过他的阐释，竟然听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。

    其实从历史发展以来，财政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。

    如今财臣都可以入政事堂为相，甚至每一届的宰相班子中，都要有精通财政的宰相。

    户部的地位也从六部中的后流，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管理百官的吏部之后。

    但是听王亚东的意思，朝廷最重要的就是财政，户部应该凌驾在诸部之上。

    乍一听确实有些爆论，可是经过王亚东的一番解释，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

    朝廷的运转，百官俸禄，士兵军饷赏赐，乃至于皇室开支，这些全部都需要钱。

    安史之乱如果没有江淮源源不断的向关中输血，李唐朝廷早就已经败了。

    财政是朝廷的命脉！这个说法很投财臣出身元载的心意，两人一番交流之后，元载更是将王亚东引为知己。

    江淮市舶司使是江淮节度使的署臣，高适只需要任命王亚东后向朝廷备桉就行了，在授予王亚东官印官服后，高适就让属下护送王亚东上任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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