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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更能表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冶铁业方面，在大明永乐年间，铁产量就超过了16万吨，这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还要多（欧洲铁产量在18世纪初才将将达到16万吨）。

    粗略估计，在大明时期，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%-35%左右的制造品，印度和欧洲各占20%，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，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，也不是没有发展，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——家庭——手工时代。而同一时期，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，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从农业——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--初级工厂时代。

    目前，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，民营工场也罢，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，如织造业、陶瓷业、钱币制造、造船，以及火器制造，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。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，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，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，或者几乎没有，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--当然，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，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、羊肠、麻绳捆扎联接，动力全靠人力（少部分有水力），连畜力都不多。

    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，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，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。

    昔日的天朝上国，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，也是一个最肥沃，耕耘最得法，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。可是，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，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，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。

    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，曾对岳敬修进言，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，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，以及社会的氛围。他认为，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，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，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。

    “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习”，权力和学术上的专制，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“摧残”。在一个权力社会，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，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。

    整个大秦社会，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，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。在齐国，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，到了大秦，则成为艺术品，给它镶金带银，极尽装饰。玻璃，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、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，当然，也用于装饰民宅，可在大秦，一些灵巧的工匠，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。

    在儒家文化下，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、声望和权力。而且，在思想上，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。

    早在春秋时期，《墨经》中就有了有穷、无穷、无限小（最小无内）、无穷大（最大无外）的定义和极限、瞬时等概念。魏晋时期，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，求得圆周率，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，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，更属世界首创。

    而前宋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也独创了“隙积术”、“会圆术”和“棋局都数术”，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。

    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，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，出现了“垛积术”、“招差术”、“天元术”、“四元术”、勾股数学、弧矢割圆术、组合数学、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，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。但最后，却让齐国学者，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，不到数年时间，便开创了微积分学，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。

    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，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，信奉“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。

    甚至，还有咄咄奇论，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。

    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，羽翼未丰时，便大力开启民智，实施全面义务教育，以使民众通晓文理，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，也未见齐国“民之难治”、陷入“国之贼”境地？

    荀子所著《礼论》中提及，“人生而有欲；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；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；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”。

    可是，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，却愕然地发现，他们何曾遵循《礼论》之言？

    在齐国，仿佛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，极力践行“人惟求旧，器非求旧，惟新”。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，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。

    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，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，而非缺乏能力，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，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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